“摄影诗”的艺术特征
於联明

    摄影作为现代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属于造型艺术与视觉艺术的范畴。造型艺术与视觉艺术的基本特征是通过物质材料和媒介，塑造可视的艺术形象。而作为属于文学基本形式之一的诗歌，则是通过语言塑造形象，属于想象艺术的范畴。摄影与诗歌，春兰秋菊，各有千秋。然而，在科学技术和艺术创作高度发展的今天，摄影与诗歌也冲破了各自的局限，相互融合，互为补充，相映生辉，形成了艺术门类的“交集”现象。新兴的摄影文学将这个“交集”称为“摄影诗”。
    从艺术作品的构成看，“摄影诗”是一种综合艺术，即一件艺术作品中包含摄影和诗歌两种成份。如曾一度流行、至今不衰的“诗情画意”贺卡，就是这种形式的典型代表。优美的摄影作品上配以恰如其分的诗句，情趣顿出，意味无穷。
    这类艺术作品就其产生过程看，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形：
    一、“画”配诗。这里的“画”指的就是摄影作品（下同）。这类作品简言之，就是诗人为摄影作品配诗。
    一幅摄影作品完成之后，诗人作为审美主体，通过对作品的审美活动，把握其具体内容，然后运用想象，进行艺术形象的再创造，并将这种感受转化为高度浓缩的语言——诗句。如一幅题为《同乐图》的摄影作品，画面展现的是一幅一家老小欢声笑语、情趣横生的场景，诗人配上了《笑如花》一诗。诗作者抓住“笑”这一特征，运用文学语言加以描绘，不仅拓展开了画面的界限，而且将“笑”升华到“爱国又爱家”的思想高度。
    二、诗配“画”。这类作品是摄影家根据某诗的意境，创造具有其诗意境的摄影作品。
    摄影家通过对原诗内容的把握根据理解，将原诗中的艺术形象再现在摄影作品中并配以原诗，形成一件新的艺术作品。如前些年曾一度受青年人喜爱的台湾女诗人席慕蓉诗影贺卡就是这种形式。再如一幅题为《千里江陵一日还》的作品，借唐代大诗人李白所作的《早发白帝城》之诗句的意境，描绘奇峻秀美的山水景象。摄影家通过对实景的观察及对原诗的内心体验，将原诗中的间接的形象转化为直接的可视的艺术形象。
    三、“画”与“诗眼”的吻合。它实质上是“画”配诗或诗配“画”的变种。
    这类作品是摄影家在创作过程中依靠自身修养和艺术积累，对被摄对象突发灵感，与某诗“诗眼”相吻合，并将二者融为一体。如两幅题为《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烧到了这般模样》和《本是同根生》的摄影小品。前者是满目火红的枫叶，后者是两只殴斗的公鸡。很显然，前者取自于郭沫若《炉中煤》的诗意，后者取自于曹植《七步诗》诗意。然而，画面所承载的内容与原诗所描绘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但二者的融合又是那样的天衣无缝、浑然一体，使摄影作品和诗句都产生了新的艺术效果。
    上述情形简言之，“画”配诗就是诗人对摄影家作品具体的感受和体验；诗配“画”就是摄影家对诗人作品意境的瞬间捕捉。然而，摄影与诗歌相互融合所产生的特殊艺术效果，并不等于二者艺术特性的简单叠加，而是构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艺术形象。它给审美主体的感受亦如一切综合艺术一样是多元的。就这种艺术形式的艺术特性而言，有如下几点：
    第一、构成“摄影诗”物质材料和媒体的多样化，大大提高了摄影与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拓宽了摄影作品画面的局限性，同时也增强了诗歌内容的具体性，减少了不稳定性。
    摄影创造的艺术形象，是摄影家通过传统照相机、数码相机、感光材料、储存卡（光盘）、光线等物质材料，依靠光学、光化学原理完成的，瞬间性、纪实性是其基本特征。特定的创作方式，显示出其优越性，但同时也限制了画面所容纳的内容。诗歌作为一种想象艺术形式，其基本类别包括叙事的和抒情的两种，它即可以抒发喜怒哀乐之情，吟咏山水田园，也可以借助语言描绘人物、叙述事件。由此可见，由于二者的融合，艺术表现手法也趋向多样化。
    第二，“摄影诗”特定的存在形态，在空间与时间上将摄影与诗歌联为一体，拓宽了摄影艺术和文学艺术创作领域。
    摄影就其时空而言，即在二维空间反映三维空间，光线、色彩、线条等是其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诗歌作为高度凝炼、高度概括的文学语言，具有抒情强烈、集中概括、想象丰富、讲究节奏、韵律等特性，它在时间的流动中塑造艺术形象。诗歌最讲究的就是意境，即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图景与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形成一种艺术境界，使欣赏主体通过想象和联想，如入其境，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优秀的艺术作品往往能使情与景、意与境交融在一起，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就摄影作品的创作来讲，所要达到的也就是这样一种境界。无论这种境界是“形神兼备”也好，是“气韵生动”也好，是“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好，与诗歌的基本要求是十分一致的。因而，二者的融合在客观上顺应了艺术创作的需要。
    第三，静态与动态的结合，促使“摄影诗”在艺术展示中，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增强了审美主体对客体的把握机会。
    摄影作品是一种静态艺术，其艺术形象的完整展示过程先于欣赏，欣赏主体可以在瞬间或较短时限内完成对形象的把握。而诗歌则属于动态艺术，欣赏主体需在艺术形象的活动中逐步把握形象。在对摄影作品的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通过画面构图、色彩、反差、线条、光线等方面，获得可视的艺术形象，完成对作品的初步把握，再通过诗歌语言，随审美活动发展进行艺术形象再创造，获得新的审美体验。事实上，这种现象并非是完全分为两个过程，不过是随审美主体的文化素养、欣赏水准、审美意识的差别而不同罢了。
    纵观艺术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诗与“画”的结合，也并非是在一时形成的。我们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绘画与诗歌的联系。
    中国的古代绘画有着悠久的历史，而绘画与诗歌之间又有着多方面的联系：
    其一，诗与画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就创作活动而言，还是就作品本身而言，这种现象都普遍存在。
    宋代山水花鸟画，以重诗意、重境界、重情趣而著称，绘画的文学性、抒情性空前突出，形成一种以典雅工细和诗意为特色的院体画风。北宋翰林画院仿照科举制度以考试的方法考取画家，试题往往是一二句诗，似乎着重测试画家的想象力以及表现技巧等方面的才能。如“踏花归来马蹄香”、“深山藏古寺”等。象顾恺之的直接取材于辞赋的《洛神赋图》也不少见。到了近代，这种画风沿袭下来，象郑板桥的《风竹图》，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泉》等。
    其二，兼擅绘画、诗歌，将两种艺术形式熔于一炉，相辅为用的画家有之，并且出现了相应的创作理论。
    东晋顾恺之，以画为主，兼擅诗文，其《四时诗》深得钟嵘称誉。融诗与画的王维，其画抒情，极富诗意。“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正是对王维诗画一体的高度概括。其他如郑板桥、齐白石、刘海粟等艺术家也是如此。这些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大师，不能不说与他们这种艺术修养有关。苏轼曾有“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的论断，表达了对诗与画相融合的艺术见解。宋代张舜民在《跋百二诗画》中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也是这个意思。他们的这些理论，对历代文艺评论及后代的诗画创作都具有指导意义。
    由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摄影与诗歌，绘画与诗歌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的结合，对于艺术创作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的和历史的作用。
    那么，面对“摄影诗”现状，我们应当抱何种态度呢？笔者认为：
    一、“摄影诗”的产生是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现象，它的产生为摄影家和诗人提供了新的创作领域，展现出好的前景。它对于摄影家和诗人提高艺术表现力及艺术修养具有重要意义，它提醒摄影家和诗人必须在艺术创作的同时，不断完善自身。
    二、“摄影诗”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利用它，发展它。尤其是在数字化、信息化的“读图时代”，文学界、摄影界都应对其给予高度重视，在创作上和理论上使其不断得到发展，从而使摄影和诗歌创作齐头并进、相得益彰。
    三、摄影家和诗人对“摄影诗”应始终保持“扬弃”的态度，认真研究和运用摄影语言、文学语言，不必为单纯寻求“诗情”、“画意”而忽视摄影和文学本体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