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摄影——内蒙古包头 1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总想做点什么。可历史注定我们这一批五十年代出生的人,要和我们的共和国一样经历历史的风风雨雨。少年时遇到了60年自然灾害,吃不饱穿不上;刚上初中就被卷入到文化大革命之中,大串联大字报大批斗,人性的扭曲;好不容易该毕业了,上山下乡的火车又把我们拉到了锡林郭勒大草原,当了一名兵团战士。我和命运抗争过,中学时大家都无所事事,我爱上了无线电,到了兵团连队没有电,我用自制的烙铁架在煤油灯罩上,装起了六管半导体收信机,听着美妙的音乐幻想着将来自己能成为一名无线电专家。虽说我现在是大专的学历,可文化上也只有小学六年级的水平。邻家小妹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在舞台上她那婀娜多姿的身影像仙女下凡,令人陶醉,我深深地爱上了她。“红梅 青松 那是我们的象征,我岂能把自己比作松柏,可你,却比梅红!……”我幻想成为一名诗人。七九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一本旧的摄影刊物《大众摄影》便被深深的吸引,摄影向我敞开了一扇门,呈现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摄影要花钱,家里并不宽裕,我用积瓒的零钱买了一台30多元的相机,妈妈支持我学摄影,比着我拿回来的样子,给我缝制了一个换胶卷的暗袋。从此,我走上了摄影之路,一发不可收拾。
高尔基说:“就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的生活中去。”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身上 都有艺术的潜质或叫潜能,就看你愿不愿意去挖掘它,然后表现出来。我准备在摄影上大干一番,参加摄影学习班的学习,“五。一”“十。一” 我们几个要好影友在包头劳动公园办起了“大绳影展”。过年时我们也不在家里呆着,跑到土右旗农村创作,以至找不着吃饭的地方。夏天,我又回到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牧民中间。牧民根生大叔把放羊的活交给了女婿,赶着小马车从一个蒙古包到另一蒙古包陪着我们拍摄。傍晚,在根生大叔的蒙古包里“马奶酒”“手扒肉”草原烈酒“焖倒驴”古老的蒙古长调,我们被浓浓的深情所激动,一起跪在地上认根生大叔为“阿爸”。我平生第一次喝醉,醉得第二天下午还醒不来,根生大叔只好用小马车把我送到公社。85年我们的作品在北京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中国美术馆”展出了,终于实现了展示自己的愿望。
     爱因斯坦说过,“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业余时间可以造就人,也可以毁灭人。”人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它的懒惰,不思进取,无所事事,贪图享受。人只要有一个坚强意志就能战胜自己,就会无往而不胜。
     火葬场是人们怕去,又不得不去的地方,这里哀乐阵阵,悲声震天,充满了阴森恐怖的气氛。在同学去世送葬火化时我来到了火葬场,发现了一群孩子,大的十二 三岁,小的五六岁,穿梭在送葬祭奠人群中捡拾祭品供果。他们根本不被阴森恐怖的气氛所左右,照样玩着“骑驴”孩童时玩的游戏,这不是对生命鬼神的另一种理解吗?我决心拍他们。那一年清明节,祭奠的人山人海,我为了给自己壮胆,约了一位影友同去。第一天拍得不理想,孩子们见了拿相机的就跑,根本拍不着,我想再去,那位影友说:你自己去吧,我不去了!我爸妈身体不好,老去那种地方不吉利。就我自己还去不去?一后退这个专题肯定泡汤了。我下了决心,洗好了上次拍的照片硬着头皮又去了,孩子们见到了照片也不跑了,主动配合我拍照,还把我领到他们住的家“殷六窑子”采石场。我用了三年时间终于把这个专题拍了下来,《包头日报》《家庭周报》给我发了专版,还参加了自治区50周年摄影展,引起了强烈反响。
     关于“悬空村”的专题也是这样,98年正愁没有好的选题拍摄时,在《北京晚报》看到百十来字的文字消息:说是在山西宁武的大山里发现了一处悬空的村子,我决定去看看。我们边走边打听找到了那里,一看果然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小山村。村民们朴实热情,我住的房东罗香女大娘是我们河北老乡,是一个整天都闲不住的老太太。她6岁给人做童养媳,15岁被买到了悬空村,一说起这些伤心的往事,我每去一次大娘就哭一次。奇特的地理环境和罗大娘辛酸的身世,使我一次又一次往哪里跑,骑着摩托车也去过。2002年正月我母亲患肺癌去世了,她和罗大娘有着相似的身世,7岁死了娘,是我姥爷把他们姐弟三人拉扯大。我妈说有一年冬天家里穷的就剩半袋糠和一小筐土盐,只好把我稍大点的姨妈送人做了童养媳,换回点粮食全家才没被饿死。见到了慈祥的罗大娘又像见到了我妈妈。我春天去拍,秋天去拍,2004年正月那里下了一场大雪道路封闭,我和另一位影友雇上一辆三轮车拱了进去。大雪中的悬空村一片童话般的银白世界,真美极了!吃着罗大娘搓的莜面和新出锅的山药蛋,躺在温暖的土炕上,听着罗大娘讲着过去的往事,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2005年我拍摄的专题《悬空村探秘》参加了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大展网站专版进行了近一年的展示介绍,“悬空村”这个地方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现在的“悬空村”被开发成了旅游区,过去难走的进山路修成了水泥路和登山的石台阶,悬空的街道修上了护栏,村民的生活也有了一定的改善。2008年的腊月28罗大娘得了一场大病再也没挺过来,走完了她心酸艰难的一生。他老伴悲愤过度也于正月初二过世。包头电视台得知他们的故事后和我一起来到悬空村,作了一期专题节目。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不论什么事要办成一定要有毅力,这种毅力来自不断锻炼,不断增强,来自一个坚强的信念。
     摄影,俗称照相,是人类进入十九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摄影也被人们誉为人类的第三只眼睛。我有时常常问自己,艺术是什么?艺术是人的情感的表达。再确切一点说:是用独特的形式宣泄表达自己的情感,去影响周围的人们。
     摄影和电影都是用胶片或数码存储介质记录客观事物和自然现像,但是它们又属于不同的艺术范畴。摄影是记录事物发生发展的横截面,既“瞬间”。这个凝固的可以抽出来反复欣赏的“瞬间”是摄影的生命。瞬间消逝,就是说一眨眼的功夫,能抓住瞬间,留住瞬间,你必须有比瞬间反映还快的头脑和有瞬间即将发生的预感,更要有敏锐的思维和精确的观察能力。和摄影有着血脉相连的电影则不同,电影是记录(或导演)事物发生发展的纵截面,既“过程”,叫做起幅-发展-高潮-落幅,以此来讲述一个故事或记录一个完整的事件。所以,摄影家协会和电影家协会是两个不同艺术范畴的协会。摄影作品和影视作品的区别在于它的视觉张力和瞬间凝固的信息,这是影视作品做不到的。
     2003年冬天,我去包头的一个煤矿区讲摄影课和交流作品演示,课后我七八个影友,去附近的小煤窑拍片。在一个井口我认识了矿工张三平,他是内蒙卓子山人,二十七八的样子,尽管满脸煤灰也遮不住小伙子漂亮的面容,我为他拍了人像作品,答应再来时送给他。他说快过年了,干完这点活老板发完工资就可以回家和亲人团聚了,爹娘在家中还等着他。下午一点多我们离开了井口,第二天上午,这口井发生了瓦斯爆炸,19人遇难。强大的爆炸冲击波把井口炸成一个七八米的大坑,张三平和另一名矿工被气浪高高的抛起,摔死在几十米远的矿车上。听到噩耗我很难过,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这些黑洞洞的小煤窑不知吞噬多少像张三平一样的民工兄弟。第二天我不顾现场的封锁,揣着一小机器赶到了现场,完成了“留住生命”专题的拍摄,在影友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摄影艺术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摄影比赛比的是人的头脑,人的综合素质,而技术层面的东西只占很小的分量。综合素质高的人,一旦进入摄影领域如鱼得水,很快出成绩。有的人综合素质跟不上,学摄影很用功。外出创作也很下辛苦。但总迈不上一个新的台阶。偶然获个奖,后劲不足,只能昙花一现。J.斯坦贝克说:“像机只有一只眼睛-镜头,它只能记录可见世界的一角。摄影者有第二只眼睛,它能进行选择。艺术家则有第三只眼,它富有独创性的想象力。只有这第三只眼睛才能透视人们的内心世界。”他还说:“就相机本身来说,他不比一块粘土更富于创造性。但是,像粘土一样,把它放在一双有灵感的手中,就会变成创作的工具。
     摄影分为风光摄影,纪实摄影,人像婚纱摄影,花卉微距摄影等等。学摄影一般都是从风光摄影开始,我也是如此,后来发现我更适合拍纪实摄影。可是,最难拍的是纪实摄影,因为它要和人打交道。俗话说,一个好的纪实摄影家首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拍摄这类题材的摄影者必须对人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
     人,因为所处的社会地位环境不同,所以有着不同的情感和行为表现。“人”有两面性,既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种两面性会同时表现在人的主体上。人的自然属性一般要服从于社会属性。有一部影片叫做《第四十一个》在这方面给了我深刻的启示。片子说的是,一位苏联红军女战士战斗十分勇敢,打死了四十个白匪。在一次押解一名白匪军官途中,船遇到风浪漂流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年轻漂亮的男军官“蓝眼睛”病得很厉害发烧不退,在红军女战士的悉心照料下恢复了健康。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互相照顾生存了下来。他们抛弃了阶级观念和世俗偏见产生了爱情,享受在自然的阳光里。一天军官发现了白匪路过荒岛的战船,疯狂惊喜地朝其跑去,女战士怎么叫也拦不住,举起了枪打死了她心爱的“蓝眼睛”。这个故事从独特的视角说明,人是一种有着丰富情感,复杂多变的性格的动物,俗话说的,人心叵测,人心隔肚皮,大概就是指的这种现象。
     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互相变幻着转换着,但始终摆脱不了社会属性的束缚。我们只有站在相对高的角度,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的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才能拍出震撼心魄的时代影像。如果在拍摄中光强调社会属性忽视了自然属性,拍出的人就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似的,微笑着千篇一律的人像。反过来如果光强调自然属性,人性中的私欲性欲膨胀,就会冲破法律的底线,人就会成为毫无人性的“行尸走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也辩证的说明了这个道理。
     摄影者和被摄者是矛盾的统一体,人们对陌生者的镜头介入有着天生的恐惧感,摄影者的优先话语权,镜头选择权对被摄者产生了居高临下的优势。所以,记者往往又被称为无冕之王。有时摄影者的心态决定了一幅作品能否成功的关键。
     86年冬天,我参加完了在大兴安岭林场召开的自治区摄影理论研讨会,决定一个人到海拉尔蒙古族的布里亚特乡看看。刚下车就发现了一位蒙古族妇女,头上火红的头巾在黝黑的牛粪堆前格外抢眼,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美极了!我掏出相机就拍了起来。妇女见有人用相机对着自己,惊叫着钻进了蒙古包。两名喝得醉醺醺的蒙古族大汉从包内走了出来,对着我大喊大叫。我想,糟了!非挨顿揍不可。我战战兢兢的掏出内蒙古摄协的会员证给他们看,那时的会员证正面写的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内蒙古自治区摄影分会会员证,背面是相应的蒙文。大汉们拿着会员证反复比划,其中一个 看着证上的蒙文,用生硬的汉语说,你这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七次代表大会么?我真是哭笑不得。他们把我叫进蒙古包,到了满满一杯酒给我,我知道蒙古人的礼节,你要是不喝就看不起主人,他们会生气,我硬着头皮一口气干了进去。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他们跨着我的相机带路,从这个蒙古包到另一个蒙古包领着我拍摄。就这次我拍摄的反映布里亚特蒙古族的作品《过去与未来》入选“中国农村摄影大赛”,并获《大众摄影》摄影比赛二等奖。
我的另一幅获全国21届国展优秀奖的“土默川麦收”也是这样。03年夏我们一群影友坐车到山西创作,路过黄河两岸的土默川平原正赶上麦收,这时太阳夕下乌云滚滚,一场大雨就要来临。突然,天边出现了彩虹。为了天黑前赶到山西的拍摄地,大家都不同意停留过长的时间,大部分连车都不下来,我也只好拿出随身携带的理光GR1V小机器拍了起来。拍了半卷都不理想,不是人物的表情生硬就是破坏了彩虹的画面,我和老乡唠起了磕,他立刻放松了下来,终于抓到了理想的画面。这幅叫做《土默川麦收》的作品,从六万幅来稿中脱颖而出,获21届国展记录类优秀奖,2006年还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国摄影大赛三等奖,大众摄影月赛一等奖。中宣部长刘云山见到了家乡的景象非常亲切,主动向来宾们介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摄影中这种平和的与人为善的心态,得益于我母亲的教诲。她人缘极好,是他们村有名的美人,而且善解人意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不麻烦别人。就是得了癌症住院期间,为了不影响别的病友,癌痛能忍着就不出声。在弥留之际,她把我叫到跟前,要我把妹妹们给他买的项链和耳环栽下来还给他们,我哪能忍心呀,慢慢的安慰她。在包头四医院住院期间,同屋的唯一的一位患子宫癌的病友半夜去世了,家属们悲痛声令人心碎。护士们出于好心,建议把我妈调到别的病房。她说不用麻烦别人了,他能从容的面对死亡。我觉得作为一摄影者要有一颗善良的赋于同情心,不管被摄者卑微贵贱,职务高低,永远把他们当作朋友亲人长辈来尊重爱护,才能得到被摄者的理解配合,才能向你展现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才能拍出好作品。
     2004年11月21日上午8时21分在包头的南海公园发生了空难,50多人遇难。11点多我得到了消息,赶紧联系四五个影友前去拍摄,他们有的说这类题材太血腥不拍;有的说现在已经戒严,想拍根本就进不去。我还去不去?我想一定去,我是号称拍纪实摄影的,发生在身边的重大新闻一定不能在我镜头中留下空白。我骑上摩托车到了南海公园,一看人山人海,戒烟的士兵和公安民警把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根本靠不近,有几个大的新闻媒体的记者急得团团转,别说我这个摄影爱好者了。我跟着焦急的遇难者的家属绕过戒严人员从公园西面栏杆的缝隙中钻了进去,一点一点的靠近事故中心点。平和与人为善的心态发挥了作用,我和值勤的民警搞好关系,进到了事故现场。我拍了飞机的残骸;烧焦的游艇;现场打捞士兵的心态;尸体打捞现场是绝密地带,我用同样的办法钻了进去,拍到了打捞现场,完整的反映了事故全貌。后来,我又拍摄了包头“壕赖沟”矿难。这两个专题,在网上引起了反响。
     我国著名的漫画大师方成在论述艺术的标准时说,“评价艺术质量的高低最简单的办法是,看了之后能记得住,记得时间长,而且忍不住要向人说,那就是比较好的了。看后很快忘掉,就差些。简直不想看,就更差了。”我要按着这个标准,调动摄影艺术的一切表现手段,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拍出自己满意,观众看了不忘的摄影作品来。

 

 

《吉祥乌珠穆沁草原》内蒙古


《欢乐草原冰雪节》内蒙古

 

《佛界人间》内蒙古


《朝圣者》内蒙古

 

《朝圣》内蒙古
 

《草原上的乌兰其木格》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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