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2月8日上午，布农族青年亚怒·敏基努安结束了妻子娘家的玉米收获工作骑车回家，在一处弯路上撞上
部停在路中央载运甘蔗的拼装[车而弹落路旁。当时我和朋友谢公翘正在不到100米的路旁休息，我们跑过去时他已经
死了。
      甘蔗田及集货场里许多人聚集过来，有人翻动尸身发觉是个山地青年，议论纷纷。此时肇事的驾驶员只是在旁边看
了一会儿，表情木然，接着倒车调转方向继续工作。围观的有平地人也有阿美族人，大家都安静无语，仿佛心里已经达
成某种默契，待警察来处理。
      警察来后，在四周测量照相，询问附近的人。我们以为该没事了，带着些许疑惧继续原先的旅程。但是下午回返的
时候看见尸体还在路旁，死去青年悲伤哭泣的妻子、母亲及亲戚村民在路边徘徊；仔细打听，他们说警察判定青年是自
己意外摔死的。惊讶的我立即想起』：午围观人们的沉默，那时现场正有人走出甘蔗田准备回家吃饭，他们都近距离目睹
事情发生的经过，可是没人愿意告诉后来的警察，没人想在过年前惹上这种事，或得罪谁，只任由事实模糊掩灭。记得
在我身后，围观的某人递烟给我们两个外地来的大学生，并说着：“番仔的事最好不要管，这里的番仔很会诬赖别人！” 他正是这块甘蔗田的业主，当地鹿野乡的民意代表，现场所有人的雇主。
      结果我成为车祸的唯一目击者，在桃源村布农族人的引领下到警局做了笔录，第二天还向检察官叙述了事件的经
过。
      车祸那天是星期一，亚怒过三天就要自台东的空军基地退伍回家过年，家里在山上有田地，正等着兄弟中唯一务农
的他去耕作，还有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但3天后的星期四，晴天，是他的葬礼。
      亚怒的母亲三年前失去丈夫，现在又失去儿子。妻子阿布丝17岁和、眶怒结婚，有两个孩子。而两个幼儿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死亡或什么是爸爸。
      这件案于在法院及政府机关间转来转去，肇事驾驶员谢永春始终抗拒承认过失，一直到8月，才在刑事责任的压力
下屈服，双方达成和解，青年之死，赔偿30万。
      那年夏天开始，我决意要拍摄桃源村布农人的肖像，村民因为青年的死亡，所以都认识我，我也较能自然地出现在
他们之中而不显得惊扰。绝大部分时间我并不随身背着照相机，我们一起吃饭、饮酒、游泳或午睡。对他们而言，我只
是一个有照相机而且会拍照的人。每次的摄影，不一定是我主动提出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大多是事先约好的。
      当面对一个人，或是在炽热的夏日午后，或冬季日出前的凛冽凌晨，家里屋旁的水泥墙，阳光斜射的床沿，破碎的
山坡砾石地，他或是病老的、残伤的、妇人、孩童、青壮或少年男女，或坐或站，在观景窗里，或微笑、或阴郁、或若
无共事或若有所思，影像渐渐凝聚清晰。由于距离往往那么近，时常不到1米，空气中有我们呼吸的波动，感觉毛孔随
着脉搏往复地收缩舒放，彼此的体味敷染交溶，随着拍摄时间的延长他偶尔不安地目视他方，像有逃开的欲念。而我手
心出汗，身体内部不自主的颤抖抽搐，凝视观景窗的心与眼断断续续失焦。我何尝不也想逃离，想着：如果必须得做选
择时，我将先放弃摄影。
      无论如何，造像这件事从头到尾都不会是种愉悦。彼此近距离的凝视是种如此陌生的经验，是不道德，危险，其间
或许有些吸引人，但难免有裸身相对的尴尬。对我而言，在桃源村窥视与被窥视的真实感受，几年以来已形成一种奇特
且深刻的生命经历。“桃源村造像”的工作，似乎渐渐明白地显示出这是一件趋近我个人过往的蒙昧，了解与建造成人的
我的方式，至于对社会的、族群的、政治的、外在情境的意义，都是摄影这一行为附着于你我普遍所产生的效应，我们
都不由自主地被包围其中且不得孤独。
      要去定义的记忆或诠释的残影累积太多，一时间想把它终结成书是困难且不完善的。惟有不断地重回旧地，继续观
察桃源村布农人事地物及我自己的成长与改变，才能更进一步了解我和你的勇敢与怯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