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遇老式快照

    闲暇无事，“嗜摄成瘾”的我以“肉包铁”的交通形式出去找找摄影感觉。
来到沈阳昭陵，时置七月，天上流火，公园正门处于修缮状态，让人更加感到烦躁。但游人并不鲜见，参天的古松与清代的金瓦红墙以及身着现代服装的人群相映成趣，使人感到多少有些滑稽，找到一丝错位的感觉，也仿佛置身于一百多年以前的清代。内心里自言自语：“只要走出来，就总比呆在家里好”。
    本来是想“捕捉”奇花异草，珍禽异兽之类，从陵西转到陵后，又从陵后转到陵东。从摄影创作的角度衡量，寻寻觅觅，却总是按不下去快门。
    忽然，一部架在路旁的老式相机吸引了我，于是乎立刻“下驴”近前观瞧，那玩意儿除了镜头外，其它部分算上三根支腿在内几乎清一色的木头，旧得好像老铁匠铺里的风箱，可色泽却像是当铺里的钱匣子。这时我才看到，在老相机的后面站着一位比相机还要老的古稀老人，原来是搞老式“黑白快照”的民间摄影艺人。经一通“闲侃”才知道，老人名叫张成祥，旁边卖杂货的是他的老伴兼“摄影助理”。
    张师傅耳朵不背，眼神也好。询问老人年龄，先说是８４，然后神秘地补充道：“实际７７”，我问：“为什么夸大？”他说：“年轻时赶上国民党抓大兵，把岁数改大了７岁，后来上了户口到现在也没改过来，所以，要说是84也不算错。”问其妇人的年龄，二老让我猜，我说：“看上去最多也不过６０”，险些被我猜中，实际是５９岁，比张师傅整整小了18岁，我想，这里一定也有故事。原来，张师傅是续弦婚，因为都在公园里谋生，老伴当时主动担当起了为顾客换服装和打反光板的工作，一来二去便“凑”在了一起，老两口整天形影不离，倒也和谐。张师傅有5个儿女，他已经是做了太老爷的人了。子女中也有搞摄影的，但没有人再用他的这套“家活式儿”。
    我拿出NIKON 对着他过了一通“咔嚓”瘾，同时也让张师傅用他的“宝贝”为我拍一张“黑白”以作留念。
    张师傅显得特别兴奋，抬头看看天色光景，招呼老伴儿为我打反光板，大有影楼外拍的阵势，引来一群年轻人围观，一时间，古老的相机和镜头前古怪的我仿佛都成了明星。
    听张师傅讲，年轻时看到邻居有位叫李少春的照相师摆弄相机，他便说想学，人家说：“那你就买部相机学吧”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照相就成了老人赖以生存的看家本领，老人的许多徒弟学有所成，而他仍然顽固不化地使用着这架老相机，并且一干就是一辈子。
    他的这部相机是德国造的“黑利亚”牌，经过改造变成现在这部集摄、冲一体的“魔箱”，算来已经是６０多年的古董了。当年在沈阳张作霖遇难的“三洞桥”附近有一位姓焦的木匠，所有改装相机的人都慕名找他，但目前象这样的玩意儿大概很难找到第二个，用它拍照的人更可能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号”了。其操作方法是采用相纸做底片，镜头盖儿当快门，曝光时间全凭经验，不论晴天还是阴天，曝光不足还是过度就在手头的一开一合之间，显影、定影全在里面进行，可谓“吃到心理的伙计”。
    首先得到一张副像的照片，然后再把副像放在相机前面进行一次翻拍才正过来。整个过程大概需要10分钟。在翻拍时，张师傅还露了 “一手”——特地为我加了中空效果（他的暗箱里有一张剪去椭圆形的金属片）。他还时常为顾客把黑白照片变成蓝色、棕色和红色等，他称能使照片变色的药叫“臭药”。
    言谈之中，张师傅对摄影确有较深的造诣，原因是他总在订阅各种摄影报刊和杂志，对摄影发展乃至摄影名人都有所了解，不过从他的嘴里不时的冒出一两句老话，弄得我一时莫不着头脑。比如他说他还有一部相机叫“谁米”的老式德国相机，他的显影和定影药水都是自己用“等子（小杆称）”配制的，他一连串道出了“米吐尔”、“海乐尔”、“冰醋酸”等五六种化学药品名称。老人还做过相机修理，不过他承认，现在的电子玩意儿他是真弄不懂，他说：“但有一点，不懂或修不了的就别给人家拆开”。 为拍摄老人的动态画面我带了一部数码摄像机，张师傅把玩着这新式武器觉着另一个窗口里也很精彩。
    拿到照片后，我请张师傅为我在照片后面签名留念，因为找不到笔，他“老伴儿”的描眉笔便派上了用场。
    在皇太极陵寝古老的城墙外，风风雨雨了六十多年的老式相机和比它还老的主人以及和它年龄相仿的女主人，构成了现代都市另一种协调，不过，张师傅透露，他下一步想制作一个即将失传的玩意儿——“拉洋片”，过去也叫“西洋景”。要自己亲手制作和亲手绘制图片。不是追求落后，是让人们了解过去。他还有利用居住在一楼的条件开一家“艺术像馆”的打算，到时候这部机器看来也要靠边站了。
    离开了张师傅，我心中感慨之情油然而生，他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最多是一位民间艺人，就摄影来说，他拍的东西也许从没有蹬过大雅之堂，但起码有一点足以令我辈自愧不如——他是真正发烧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