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摄影

    迄今我已经在中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和香港、澳门地区的报刊发表图片200多幅，多次在全国获奖。我喜欢上摄影纯属偶然。85年大学放寒假，回家跟喜欢摄影的弟弟进了一次暗室，学会冲洗黑白胶卷和洗放黑白照片，确切地讲，是知道了显影原理。返校后，学员队成立摄影小组，队干问谁会洗照片，我自告奋勇。就这样，我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真正在报纸上发表东西，不是摄影作品，而是摄影文章。1986年大学毕业，我和几个同学分配到了青岛，从太原到青岛的中途，我相约去登泰山，摄影的任务自然地落到了我的头上。照片洗出来后，有几幅逆光像，效果不理想，有眩光。同学问我怎么回事，我从摄影理论上做了解释，并整理出一篇文章，题目是“谈谈摄影中的眩光”，寄给了《中国摄影报》（现改为《人民摄影报》），并且被采用。1989年香港《文汇报》、《大公报》采用了我一幅《青岛自由画廊》新闻图片。这是我第一次发表图片。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对摄影的兴趣与日俱增。
    1996年，我到日本留学，临行我暗下决心，从此再不摸相机，并且连个相机也没有带。因为我觉得摄影花钱太多，而且花费的时间也多。但到了日本后，看到琳琅满目的摄影器材，手开始痒痒，为遵守对妻子许下的诺言，只好买了个美能达傻瓜相机，聊以自慰。有一次，我们学校与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搞联谊活动，我被早稻田大学的优美校园打动了，用傻瓜相机根本拍不效果。后悔当初没从国内带相机来。东京各种影展特别多，一些别的国家留学生以及日本朋友知道我喜欢摄影后，也主动送票给我。使我一颗对摄影泯灭的心有开始复苏。于是在日本买了台佳能EOS-55相机和两支镜头。课余，我就到处拍摄，从日本往国内发稿，一些照片被《北京日报》和《世界知识》杂志采用。有一次，我到东京都厅去观光，排队上电梯时，一位负责秩序的日本老人，看见我前一个后一个地背着照相机，主动与我搭话，问我是韩国人吗？我说不是，是中国人。他又问是香港人吗？我说不是。他接着问是台湾人吗？我想下一把该猜我是澳门人了，干脆实话告诉他吧！我说是北京人。本来我告诉他我是青岛人，转念一想，他可能又不知道我是哪里人了。只好说是北京人了。老人一听说，我是北京人，马上来了劲头。他说，中国我去过两次，是地域辽阔而美丽的国家。
    通过摄影，还结识了一些日本摄影界的朋友，如旅日摄影家冯学敏、黄金树等，还有日本97年太阳奖得主伊藤真理。在日本学的虽然不是摄影，但对我影响很大。1997年回国后，当年便获得“柯达杯”全国第三届专业反转片摄影比赛优秀奖。这与我在日本留学分不开的。
    因为我的喜欢摄影，重要的外宾来青岛访问时，单位派我去拍照。我有个习惯，就是每逢元首或名人，我都是在赠送影集时，再请他们签个名，也算是给青岛市的档案工作做点贡献。2000年10月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在上海参加APCE后，取道青岛去韩国访问。马哈蒂尔访青期间，我全程陪同，为总统拍照。最后一天，我把需要签名的照片给总统夫人的翻译，要她找总统签名。因为时间仓促，翻译在飞机场才将照片交给总统夫人。我和同事觉得此次签名肯定没有希望了，只好眼睁睁看着总统一行登上飞机，但飞机迟迟没有起飞，所有在场的人都很困惑。这时总统夫人出现在飞机舱门，我发现夫人手里拿着照片之类的东西，我叫翻译快去问问怎么回事。翻译跑上舷梯，果然是照片，上面有总统的签名，在场的人都为总统的平和作风感动了。
    我觉得，摄影除使我生活充实外，还有个好处，可以强身健体。经常背着几十斤重的器材走街串巷，身体强壮了许多，连每天都坚持锻炼的人都感叹我的体能。我对摄影没有到痴迷的程度，也不想到那种程度。我在日本留学时，感到日本搞摄影的人遍地都是，我们全国人民都喜欢打麻将，而日本人似乎全民族都喜欢摄影。大家也不是都想当摄影家，生活中的一点儿情趣而已。

200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