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幸福”
李 媚

　　胡力是中原的主力摄影家。他给我的深刻印象来自于那些与一位年轻的摄影家宋朝拍摄的矿工非常相似的照片。可惜，人们只知道宋朝而且宋朝的这些照片在北京火了。据胡力说，他的这些矿工的照片拍摄时间还要早于宋朝。由此看来，照片的质量是一回事，照片的境遇或者机遇只能由上帝来决定了。

　　现在，胡力推出的一组新作品，还是关于矿工的，不同的是表现方式变了，他从强烈的超级写实刻画中退了出来，用一种平常的极为生活化的最为原初的照相方式，向我们表达了他对于幸福的感想。这组照片中，他的拍摄对象身处两种不同的状态以及不同的背景下，同时，他的拍摄目标不仅仅是置身于照相背景布之下的人，举着背景布的人和旁观的人都被一一定格，关于个人的拍照被放大成为拍摄现场。甚至在部分图像的投影中，还保留了作者拍摄时的身影。这些作品完全摆脱了强烈的叙述方式，体现出了一种把观者的眼光拉回到正常的视觉观看的企图。在人们的瞳孔日愈被放大的视觉暴力时代，这种努力至少是值得尊敬的。

　　这组作品与“矿工”相比，我感觉作者的拍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矿工”是一种直接强烈的视觉述说，“幸福”则是一种对存在于日常化之中的人的不同状态的观察。在这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对不同时空与现实的追寻，以及力图开掘多层面表达的努力。

　　我仔细观看照片中所有被定格的人，发现那些置身于背景布之中的人因为着装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大多在白背景布下的人几乎只是一种社会身份——矿工，而当他们洗去煤污换上生活中的服装时，每一个人的个性差异才明显地体现出来。如果把他们置身的背景交换，又会是怎样的景象呢？其实，对于拍摄对象而言，个人处境才是真正具有意义的，背景只是一种虚无的存在。

　　除了拍摄主体之外，有一些非被摄主体（拉背景布的人）也并不完全处于自在状态，在4×5座机面前，拍照仍然具有庄重的意味，无论是被摄主体还是旁观者。作品中的被摄者和拍摄者的关系，仍然处于传统的状态。这是其一。其二，拍摄主体与背景的关系也呈现一种不完全一致的状态。至少，我们没有看到大多数人在天安门的背景下，表现出过去年代那种由衷的幸福与欢笑。历史与现实的交错被具体地表达。

　　在过去，照相，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大事，无论对于个人还是一个家庭，都是隆重的并具有仪式意义的事件。照相背景与道具的选择，通常都直接地体现了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胡力特意在照相的神圣与庄严几乎完全被消解的当下，重回过去。而且，重回我们曾经的政治生活。胡力选用了两块截然不同意义的背景布，一块空白，一块鲜花丛中的天安门。毫无疑问，这两块布的向征意味都是极为明确的，一是证件照的背景，用以作为个人身份的确证；一是纪念照的背景，在国家符号背景下的民众崇尚与向往。这些照片都被用以“幸福”命名。胡力没有选择那些被频繁使用的物质化的符号来表达幸福的概念，而是继续沿用过去时代的中国幸福标准。对于这些生活在煤矿的普通工人而言，幸福到底意味着什么？胡力的影像不是明确了幸福的情境，反而令我们感到了更多的疑惑。

　　有人说，越是普通的人幸福感越强，因为他们的欲望指数很低。胡力，你说呢？

2007年8月于北京

（作者：著名影像文化学者、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