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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芬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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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常云：摄影界的人都知道你在拍长城，那你拍长城有多少年了？ 陈长芬：我应该说有目的地开始拍长城是在1965年，而真正系列地去拍摄是从1977年开始的，并开始有大的思考。1990年前面的拍摄告一段落，在日本出了一本日文版画册《长城》。 吴常云：那时搞展览了吗？ 陈长芬：没有，那本画册从摄影的角度看，浮光掠影的东西比较多。那时的器材比较简陋，135底片相对多一些，关键是在这个期间的拍摄时间几乎只有周六、周日。但在日本对这本画册的反应还是不错的。这本画册是按照我的思想去设计的，以“日月”为主题，封面是太阳光照的长城，封底是星空下的长城。序是孙美兰写的，包括“陈长芬和日月对话”、“长城之祭”等。在这之后，1989年美国《时代》杂志做了一期摄影专题，有10个人的照片被列在封面，我是其中一位。紧接着，我辞掉了公职。从那以后，我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因而后10年，我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并买了一些新的器材，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拍长城，对长城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吴常云：你是不是把长城当作主攻的对象或方向呢？ 陈长芬：那倒也不是，但上长城、拍长城已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没事我就跑到长城去。 吴常云：拍不拍也得去？ 陈长芬：对。长城的每一块砖、每一株小草确实感到非常亲切。长城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作为中国人，更加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同时，也看到世界各国的摄影家，他们拍长城拍得确实很好。作为中国摄影师，更应该做一些思考，更应该付诸行动。有许多朋友，看了许多长城作品，都认为拍滥了，这个观点我一直不同意。因为作为文化遗产和历史题材的长城，它牵涉的年代太久了，它包括的地域太广了，它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出10本、20本、100本长城画册都不为过。我计划出3本长城画册，包括在日本出的那本在内，这次展览出的算是第2本，再过2、3年再出第3本。 吴常云：你昨天说计划每年搞一个展览？题材限于长城吗？ 陈长芬：不限于长城，而且要看情况而定。展览对于摄影师是一种鞭策。我认为中国摄影师、有实力的摄影师，都应该有这种思考。当然我不是说哪个摄影展览要有多大的规模、多大的震撼力。因为牵涉到经济问题，就应该量力而行。所以那年我从西藏回来，做了一个很小的展览。其实当时我的这种举动希望摄影师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很小的屋子里同样可以办展览。这算是在自己的摄影生涯中一个小小的记录。这也不是坏事，对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提高自己在摄影界的位置、表现自己的实力，都是一个途径。在长城上，我结识了许多朋友，包括中国的、外国的，专业的、业余的。特别值得思考的是，过去讲“狼来了”，就认为是搞理论的。我认为搞理论的不是“狼”，真正的“狼”是那些有实力的摄影师，他们的那种冲击力和社会效应是很大的。 吴常云：但现在拍长城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陈长芬：我不认为这是坏事，这既可以提高我们的传统意识、文化意识，又可以提高我们的摄影技术意识，同时大家有一个平等的竞争机遇。但我看到在商业领域，长城作品，特别是高质量的作品几乎没有。我认为路子应该很宽广。我这几年为什么不太谈艺术了，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摄影除了有它的艺术语言和艺术功力这一部分艺术的定位以外，更多的它还是传递一种信息，是一种媒体。我只是作为一个摄影家或艺术家，用一种独特的眼光去观察长城、发现长城，这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属于艺术的范畴。但是我所拍摄的长城，它告诉观众什么东西，我是很重视这一点的。除了光影等基本的艺术语言及其内涵的东西以外，我还是很重视全面地评价一幅作品。如果有人把我的摄影定位成艺术作品，我是不太同意的。 吴常云：那你这次展览叫什么？ 陈长芬：就叫“陈长芬摄影展”，这种观念我已经在几年前就有了。 吴常云：我记得有次与你交谈，你当时说你认为自己拍了这么多片子，成功的片子只有两张半，其中有一张是关于长城的。那过了这么多年，你现在认为是不是有更多的了？ 陈长芬：也不会更多。现在改变了一种语言的定位，我不这么说了，但这不是否定过去，因为我的思维方式变了，看问题的方式变了。 吴常云：那时你是不是认为过去拍摄的都是纯艺术的东西？ 陈长芬：是的，我认为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很关键的。我历来认为艺术离不开当时的时代、环境和周围气候的影响。我现在拍长城完全是一种独立、静态、平和的思考。也许我看到长城的一个箭孔，心里会产生共鸣，会引发许多思考。这种思考可能是有形的，也可能是无形的；也许是过去的，也许是未来的；也许是地球上的，也许是宇宙中的。 吴常云：那你现在拍长城，遇到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你的心情是平和的呢？还是激动的？ 陈长芬：比方说我独自一人在长城上时，突然一阵云雾刮过来，把我全淹没了，仿佛在孤岛上的感觉，我浮想联翩，想了什么东西……如果我是文学家，这种感受我就会很逼真地记录下来，在当时情况下，再好的相机是没用的。这就是说摄影的语言和文字的语言定位不一样。 吴常云：就是说各门类艺术的语言都有自己的局限。那你拍长城拍了这么多年，现在才做展览，你是否认为你对长城的拍摄或者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陈长芬：从面上看来，我毕竟拍长城好多年了，大家很少见到我的东西，似乎对大家应该有个交待。进一步说对长城我应该有一个表达方式，这得找个好的机遇、好的心情，还需经济条件做后盾，才能水到渠成。同时，我认为这次做展览对中国的专业摄影市场走向更高的水准会引发一些思考，中国的专业水准与世界有着很大的差距，不是一个“很大”，而是2个甚至3个“很大”的差距。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奋是无可比拟的，但由于专业市场做不起来，导致很多人用其它的方式去取代摄影。 吴常云：你说你前10年拍长城时，还是浮光掠影的东西，那你现在对摄影语汇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的应用是不是更有把握了？或是更加丰富了？ 陈长芬：摄影的语汇要从多方面去理解。有摄影艺术的语言、摄影技术的语言，还有周边姊妹艺术的语言，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这么多年来，从技术上考虑的多一些。因为有时候拍摄者的激情有了，但可能拍出来的片子是虚的，要走向专业，首先应该加强摄影的技术语言。神、气、韵都应该是以技术语言为载体、为基础的。 吴常云：这是肯定的。摄影语言是通过现代器材的技术讲出来的。 陈长芬：我过去用135、120拍长城，有许多东西是难以表达出来的，这也是我为什么用8×10、用黑白片以及360°环摄相机。摄影语言本体要求解像力越高越好，这是一种主流，是无可非议的。站在长城上，环视四周，这种感觉只有用环摄相机才能表达。 吴常云：这次刊登的照片，其中一组是关于云雾的，一组是关于光影的，这两方面你感受如何？ 陈长芬：这两组照片都强调了摄影的瞬间性，对摄影语言的表达已很贴切。光影和云雾都是稍纵即逝的，对摄影师的要求很高。拍风光和拍其它题材一样都要求有时间性，失去的时光不会再来，逝去的景色不会重复。这些片子中有的可以说等了几年才等来。你们选的这两组片子，从我研究世界摄影的角度来看，东方人偏向于云雾，西方人偏向于光影。在西方摄影师的作品中很难找到云雾的东西，你不相信是吗？它就是这么奇特。东方摄影师特别是中国的摄影师都很努力去找云蒸霞蔚的景色，这可能和生活习惯有一定关系。 吴常云：还有传统文化的影响。 陈长芬：我从拍摄中还注意寻找别人不常发现的角度和方面，这是我这许多年来一直追求的。长城作为中华民族千年留下来的瑰宝，我拍长城最根本的出发点是让后人能够永远享受这份珍贵的遗产。我多年来有一种“绿色长城”的意识，我的这些片子几乎都是在无人区拍的，在没有人破坏的地方，真正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长城上的植被是我最关心的。我前一段与美国朋友交流，我最后讲了一句：如果人人都希望爱世界，那就从爱护这棵小草开始吧！我今后还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我的作品也不只是属于个人自己的，它本来是对作为本体的长城的反映，只不过我浇灌了心血和汗水在里面。通过这次展览，我更大的目的是保护、爱护长城，因为中国和世界都需要长城。长城与自然的吻合、与整体自然的结合，它的磅礴气势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文化遗产所不能比拟的。摘自《中国摄影》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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