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草原的民族记忆

姜 健

    阿音是位蒙古族“草根”摄影家，“草”生“草”长在科尔沁大草原上。

    阿音的生活阅历很丰富。种过地，放过羊，经过商，卖过衣服，开过照相馆，当过“土记者”，还自学蒙古语言文学拿过大专文凭。

    阿音20年的摄影生涯，起始于用傻瓜相机为牧民拍照，但最终，他将生活赋予他的所有智慧和财富投入到摄影事业中，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摄影家。阿音是个固执的本土文化坚守者，他的镜头从来没有离开过内蒙古大草原。阿音立誓要做一个草原的守望者，决心倾其一生心血用影像为中国最后的游牧蒙古人及其游牧文化树碑立传。为了更深刻地了解游牧文化，阿音也开始了游牧生活，他从科尔沁草原举家搬进了中国最后的游牧文化圣地——乌珠穆沁草原。之后，他有五年时间一边拍摄，一边用蒙古文记录整理游牧蒙古人的历史、习俗、生存状态，编撰出版了26本约300多万字的地方志和游牧风俗记。这种丰厚的文化积淀，使阿音的影像具有了很坚实的基础和深度。

    我认识阿音是在2006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上。那一年，对阿音很重要。他不仅带来一组幅面巨大令人震撼的《蒙古人》作品，还把草原上的蒙古包、马头琴和奶茶带到他的展场。在那洋溢着蒙古族气息的氛围中，身着民族服装的阿音，向所有的观者讲述他的摄影经历和初衷。阿音的作品和他的述说感动了观众也打动了评委，最终他获得了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优秀摄影师奖。

    阿音和我一见如故。他说很早就知道我的作品《主人》，我们该是多年的神交了。我对阿音的第一印象很深刻，他有着强烈的影像述说欲望，同时，对影像也有明确的传播意识。平遥展览是他积蓄十几年摄影能量的一次大释放，我从《蒙古人》的肖像作品里看到了阿音的文化底蕴和影像潜力。出于真诚，初次见面，我就给阿音提了一些影像控制的问题。我认为，过分的视觉夸张会削弱对自然人的原生态再现，拍环境肖像横平竖直和平视应该是一种态度和原则。之后，阿音经常和我通过电话谈他的新构想和拍摄计划，我也和他在更深层次诸如社会、人文、民族民俗等方面进行越来越多的探讨。

    从平遥返回乌珠穆沁大草原之后，阿音迅速调整思路修正摄影语言，开始长达两年的重新拍摄。他开着只有他才能开动的213旧吉普，在草原深处追寻着中国最后的游牧蒙古人。这时的阿音就像一只挣断了名利束缚和艺术窠臼羁绊的草原苍狼，拼命游走在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日益退化的草原上。无论是春季的沙尘暴里，还是冬季零下30度的白毛风中，哪里有牧民哪里就有阿音的身影。他用中画幅和4x5技术相机、黑白胶片为牧民拍摄了大量的环境肖像。阿音说，这个时期他的拍摄“已经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最后的中国游牧蒙古人留影存照，并客观记录濒临绝境的游牧文化。”

    阿音自身的“草根性”决定了他对这个民族的态度和亲和性。他是一个具有忧患意识的民族艺术家，通过忧郁的镜头语言向人们诉说着：农耕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以排山倒海之势冲进草原，定居定牧日益取代游牧生活，当牧民变成了农民或市民乐享现代生活之时，传统游牧文化已黯然转身渐行渐远。随着草原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名震中外的蒙古马数量锐减，如果作为草原文化精粹的马文化消逝了，充满生命活力的游牧文化还能走多远。这时，作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子孙，作为民族英雄嘎达梅林的后代，阿音觉得用摄影关注自己民族的命运，他责无旁贷。

    2008年6月，我担任了北京大河画廊的艺术总监。年底，我们决定在2009年的适当时间，为阿音做个展览并出一本画册，因为，经过二十年的影像历炼，二十多万张传统底片的积累，三百多万字的民族民俗调研，阿音的影像需要进行一次重要的整合与梳理了。这个计划我们用了将近8个月时间来完成。作为策展人，我从阿音的近千幅作品小样中精选出100幅作品，分作三个部分《游牧》、《蒙古包》和《蒙古女人》，同时，配以有关游牧文化的4万多背景文字，共同构成《成吉思汗的子孙——中国游牧蒙古人》这本画册。

    在二十年摄影生涯中，阿音坚守本土文化，关注民族命运，站在人文和历史的高度，用影像观察和纪录中国游牧蒙古人的生存现状，已逐渐形成他独特的摄影风格和影像语言体系。其实这部《成吉思汗的子孙——中国游牧蒙古人》系列摄影作品，文献性和纪录性已远远超过了它的艺术性。我希望它能成为一部真实记载游牧民族发展史的“守望草原的史诗和文献” ！

    这时，我耳边似乎响起交响诗画《嘎达梅林》的旋律——高远的蓝天、奔腾的骏马、辽阔的草原、豪放的人性——但是，阿音的画面没有那么诗意，他更加关心的是当下的游牧民族，并努力探索牧民现实而具体的生活和精神需求。

    这本画册中，《游牧》是阿音的早期作品，风格比较自由，他用各种手段和角度去表现牧民们的生活和劳动场面，带有那个时期独有的时代特征。而《蒙古包》和《蒙古女人》，则用环境肖像来表现牧民的生存状态及生活细节，以纪录这个民族的发展史，并对一个社会现象进行纵深的系统影像分析。这种手法在中国的纪实摄影中还是很前卫的。

    《蒙古包》是蒙古游牧民族的活动房屋，也是牧民唯一的室内空间。以往，我们看到的蒙古包大都是在风光摄影里，作为大草原的陪衬或点缀的外景。而阿音却把镜头推到室内，以平等的视角，与他的同胞族人进行心灵的对视与交流，同时，以人的生活痕迹为线索，体现民族文化在空间中的沉积与显露，并展开叙事性记录。这在内蒙古摄影题材里并不多见。在阿音的视野中，蒙古包是蒙古族民俗文化信息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是牧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包内最耀眼的位置永远留给牧民心目中的英雄，正中央或摆着成吉思汗画像，或贴着中国四大伟人像：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甚至有的还挂上蒙古人的精神图腾——狼的绣像。牧民们有崇拜英雄的情结，搬家时，要把成吉思汗像抱在怀中。留影时，也要请上毛主席的画像。从蒙古包中折射出的民族民俗文化丰富多彩：蒙古包扎好，要择吉日宴请亲友喝新包茶；透过蒙古包的天窗射进的阳光可以判断出准确的时辰。蒙古包内的传统生活用具和现代时尚物品交糅混杂，火撑、佛桌、马鞍、笼头、电视、冰箱、煤气罐、洗衣机，这些独特的生活场景映射出特定时期游牧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人文“风景”。

    《蒙古女人》应该是阿音最动情的一组肖像。他说，“我知道对于我的民族，蒙古女人意味着什么。我满怀深深的敬意，带着跪拜圣母的拳拳之心，拍下了这一组蒙古女人。”是的，就像儿子给母亲拍照，没有任何距离，所有的人面对这些蒙古女人都会感受到那种谦和、宽厚、坚忍、博大的胸怀和母亲般的温暖。

     阿音这个时期使用环境肖像纪录这个民族的人和事，已经游刃有余、运用自如。他心里非常清楚，他为这些游牧者郑重地留影，花费20多万张胶片，完全是为了给我们的后人看的。他所拍摄的每一幅肖像都像一座丰碑，让人们永远记住，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游牧民族，曾经这样生活在这片草原上，他们是天命的主人……

     摄影是艺术，又不仅仅是艺术，摄影的本质特性是纪录，但它的终极目的还是要关注我们的生活和人类的共同命运。阅读阿音的环境肖像，使我想起德国摄影大师奥古斯特·桑德，他的一生几乎都在与人的肖像打交道，开过照相馆，拍过成千上万市民的身份证肖像。因此，后来导致了又一个庞大的计划，用环境肖像这种单一的方式，几十年如一日为德意志民族造像。他让每一个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物站在他们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和劳动的环境里，并都展示着“我是民族的一份子，不只是个人而已”的意味。这种环境肖像系统而大量地充实我们的视觉，使后人对一个民族的整体精神产生一种集体记忆和认知，同时这些影像又为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影像学等学科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研究史料和文献。

    我相信，阿音也正在为成吉思汗的子孙——中国游牧蒙古人积累着厚重的历史文本。虽然摄影本身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我们却可以用影像系统记录这进程中的足迹。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影像却可以使全人类的生命得到永恒。阿音肩上的担子很重，脚下的路还很长，希望他伴随着中国游牧蒙古人坚定地走下去……

2009-6-6

姜健：北京大河画廊艺术总监，著名摄影家